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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一家8口感染,8个不幸与8个“幸运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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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一家8口感染,8个不幸与8个“幸运”

           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杨杰

            意外一个接一个。离春节还剩3天,魏贝贝的父亲开始发烧,第二天是母亲,初三,轮到了魏贝贝。

            初四、初五、初六,公婆、弟弟和两个妹妹接连发烧,本该在圆桌前的一家八口,躺在不同医院的病床上搏命。

            2月13日,魏贝贝的丈夫,家中仅剩的健康成年人隐约出现症状,襁褓中11个月大的女儿亦开始咳嗽。

            医院说,孩子得了肺炎!

            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竟然找不到一个“健康人”来照看孩子。她在各种群里,发求助信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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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这个春节假期,没有意外的话,他们正躺在海边晒着西太平洋的太阳。魏贝贝38岁,儿女双全,同丈夫一起创业、接工程,住在武汉一处欧式装潢的大房子里,一年全家出游3次。

            “谁能想到疾病离我这么近呢?”魏贝贝说。

            1月29日,一家人住进武汉佛祖岭社区服务卫生中心。2月2日,母亲情况急转直下,处于昏迷状态,被转送至金银潭医院,两次病危。父亲在第二天转至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,手机上交,失去联络,小妹跟随转去同一家医院,方便照看。

            紧接着,魏贝贝转到湖北省人民医院,需要吸氧治疗。大妹则转院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。只有弟弟病情较轻,一直留在佛祖岭社区服务卫生中心。

            公公和婆婆先是居家隔离,后来住进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造的方舱医院。那里在年前举办了红火的年货节,如今装进一排排轻症病人。

            8口人散落在武汉的6家医院。

            母亲的情况最令人担忧。她本来身子就不好,高血压、糖尿病,做过甲状腺手术。她躺在病床上,缩成一团,高烧,全身没力气,一躺下就咳,只能坐起来,继续咳。

            转院之前,她虚弱地对孩子说:“求求你,让医生给我打一针,让我快点走,我太难受了。”她的4个孩子同她染了一样的病,老人怕见不到子女最后一面,不情愿地被推上了救护车。一到金银潭医院,母亲开始咳血,第二天咳得更厉害。

            重症病房里总有人去世,母亲断断续续地说着,对门的某个人,症状比自己轻,昨天还看见去打水,今天早上就死了。

            魏贝贝在另一家医院的病床上,感受着母亲的微弱气息和恐惧,身边是嘈杂的咳嗽声。她想到武汉的李文亮医生去世,“这么年轻的小伙子,又是医生,再想想我父母,他们有可能扛不住……”

            她每天给母亲打电话鼓励她,不敢视频,怕妈妈见了自己的样子不好受。母亲没力气讲话,魏贝贝就一个人对着听筒说,“你一定要好起来,我们这个家庭需要你。”

            每一年,母亲都帮孩子们把年货备好,肉圆子、自己腌制的鱼,分成4份送去各家,“过年要有年味嘛”。

            逢年过节子孙围坐,吃完饭母亲从不让孩子们收拾,兄弟姐妹抹抹嘴,坐着聊天。

            母亲病危,父亲失去联络,兄弟姐妹困在各自的病床前,难以动弹。“这一家人怎么遭这么大的难?”魏贝贝想。

            湖北的城镇一个个封锁,武汉下雪了,魏贝贝睡觉前没什么瑰丽幻想,她的愿望很朴素,只希望妈妈能活着。

            春节前,这家人为过年忙碌,买年货,炸丸子。年关底下,魏贝贝的爸爸得了一场普通感冒,母亲陪他去医院看病,没有戴口罩。

            那天深夜,魏贝贝接到父母电话,“今天医院怎么那么多人”。57岁的父母排了6个小时队。很可能在那时,他们成了新冠病毒无差别的宿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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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2月13日,魏贝贝的手机又响了。丈夫在电话那头说自己“四肢无力,全身酸软”,更糟糕的是,11个月的宝宝也开始咳嗽,到医院一查,宝宝得了肺炎。

            当时并不清楚是普通肺炎还是新冠肺炎,但一家8口已确诊,宝宝的状况令人担忧。魏贝贝从母亲家里回来当天抱过宝宝,保姆过年回了家,她跟宝宝的接触最多。

            “我哭得啊……无论是哪一种肺炎,都得治疗。”魏贝贝说,“这个病变化很快,孩子肯定不能等。”医院开了药,但没有条件收治。

            那天晚上,她四处求人,“我有医院的朋友,但他们自己生病都住不进医院,一床难求。”她又托朋友在网上发帖,直到凌晨2点,才挂掉求助电话。怕吵到同病房的病友,她把手机静音,瞪着眼睛流泪到天亮。

            魏贝贝原本一个星期不发烧了,但那天量体温,4次都是37.5℃。她的肺很疼,嗓子眼儿是苦味,每咳一下,扯着身体疼,像跑完百米冲刺。她困在床头,一步也迈不出去,手机是与外界唯一的联系。

            她盯着屏幕亮起,又暗下,监护仪“嘀嘀”地响,她睡不着。她告诉记者,当时她想起母亲家的桌子是长方形的,上面放一个圆板。每个周末,大家庭的固定节目是去妈妈家吃晚饭,有时外孙要补课来不了,母亲总说,“难得来,还补课,把课停了。”魏贝贝不同意,平日里,学习总比一桌饭重要。

            她想起一些快乐的庸常,东湖绿道的风景里,儿子骑车,丈夫拍照,魏贝贝抱着女儿“疯”。配乐轻松的小视频中,哥哥给妹妹拉大提琴,妹妹手拍巴掌,不停扭屁股。

            住在方舱的公公和婆婆的病情没有恶化,给儿媳妇打来电话安慰,“你的病拖了这么长时间没恢复,就是因为每天操心。”

            第二天,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打来电话:宝宝可以入院,但需要一位健康成人陪同。

            那时,丈夫的检测结果还没出来,庞大的家族找不到一个“健康人”。医院不断催促,答应保留床位到傍晚。魏贝贝想尽办法,在家政公司挂了需求,请人照顾宝宝,从一天2000元涨到5000元,但无人应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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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同一时间,志愿者汤蒙和崔芝媛分别在不同的群里看到魏贝贝的求助信息。汤蒙24岁,在酒吧学习调酒,摩托车上贴着国旗,胸口也文了一面。崔芝媛29岁,老公和孩子在四川老家,她在武汉做酒品销售。

            他们联系了魏贝贝,表示愿意陪护11个月的宝宝。魏贝贝告知实情,孩子可能得了新冠肺炎,家里8人确诊,请他们考虑好。两位志愿者说,“想清楚了”。崔芝媛听到魏贝贝在电话里哭。

            “别人舍命来帮你,真的很感动。”魏贝贝说得诚恳,“我要是出院了,也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”魏贝贝转去一些钱表达感谢,但二人不收。“收了就变味了。”汤蒙说。

            “我们不懂医术,只能当个游击队员,做些苦力。”汤蒙说,自己别的本事没有,只剩一身力气。他加入了十几个志愿者群,从初一忙到现在,“要不然成天躺在家里,心不安。”

            但他没敢告诉家人,自己在照顾病人。崔芝媛也不敢说,每次在医院照顾宝宝,她都摁掉家里发来的视频,借口在睡觉或是公司开会。“我们在医院已经习惯,但外界看来,这里非常危险。”

            丈夫办理了宝宝的入院手续后,去拿自己的检测结果——一切正常,虚惊一场。两位志愿者轮流陪这个爸爸照看宝宝。

            每天早上,崔芝媛在宝宝醒之前把牛奶准备好,再给她穿衣服。护士来挂水、做雾化,他们要抱着孩子四五个小时。一放下宝宝就哭。这时,崔芝媛总会想到自己的孩子。如果不是疫情,她本来可以见到在四川的7岁儿子。过完年后,她几乎全情投入志愿者工作,朋友圈里除了卖酒,就是帮人,很少有时间跟家里联络。

            蜂拥而至的求助信息让她脑子一阵发麻,打电话验证信息时,崔芝媛总是担心让别人的希望落空。在深夜的武汉,她送过一件防护服、一个护目镜、一个U盘、一瓶消毒液。有时累得不行,但一想到“我这个东西能救他的命”,她不得不继续跑。

            有一次深夜,她正准备睡下,加急的需求传来:需要从汉口运送一个模具到鄂州,路程一个半小时,备注写着“可以给钱,你开价”。

            这个模具是方舱医院垃圾桶的配件,外观看着像筷子,没有它,垃圾桶就出不了厂,那么多人在等着。崔芝媛没要钱,路上遇到四五个关卡,工作人员听到她的任务,跟上级汇报后,都放行了。

            与崔芝媛开着私家车不同,汤蒙去做“苦力”时,都是骑着摩托,时速达到每小时90公里,“平时白天在武汉市区根本不可能。”他在红十字会的接听组做志愿者,起初有各地捐赠物资的电话,后来又是铺天盖地质疑的电话。“如果是私人电话,我早挂断拉黑了。但这是官方热线,我只能解释,不能还嘴。”

            汤蒙余下的时间帮忙搬运物资,骑着摩托穿梭在长江大桥上。从全国运来的货品停在武汉的高速路口。沙堆和路障背后,志愿者把它们从大货车上卸下,装进小轿车、面包车、小货车,再运送到医院和社区。

            接下照顾小宝宝的任务后,汤蒙忽然变身“暖男”,他找出家里的布娃娃带了过去。每次哄孩子睡觉,他就在音乐App上搜“睡前儿童喜欢听的歌”,播给宝宝听。

            两位志愿者时不时拍些孩子的视频发给魏贝贝,“让她心情好点,毕竟20多天没见孩子。”

            魏贝贝的丈夫感激志愿者,对汤蒙说以后有任何需要尽管开口。汤蒙觉得不自在,说“拐子(武汉话,即大哥),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功利的东西掺着。”

            那天夜里,两个相差十几岁的男人在婴儿病房里聊到凌晨4点,魏贝贝的丈夫吐露心声,“如果我被感染了,孩子没被感染,只要有人照顾我的孩子,我愿意跪在人家面前;如果我的孩子被感染了,我没被感染,我愿意冲到病人面前,把自己也感染了,跟孩子一起隔离。”汤蒙长在单亲家庭,听了既羡慕又感动。

            魏贝贝也想开了。以前跟丈夫一起在公司打拼,晚上要应酬,顾不上陪伴孩子,“我这个母亲太失职了。”她决定以后自己带孩子。

            她顾不上企业复工,亏钱、工资、房租,这些压力她统统不管了,只想赶紧回家,拥抱家人。

            这次春节的全家历险让她明白,大概幸运才是真正拿来安身立命的东西。许多人求而不得的床位,她因为首先选择去社区医院而解决了。那家社区医院始建于1952年,四层楼,配有住院部,能够查血常规和做CT,比一般卫生站设施齐全。在最困难的时刻,有志愿者愿意过来,拉她一把,她觉得一家人运气不错。

            武汉的风,冬天里带一点点暖。好消息一个接一个。2月18日,病最重的母亲最先出院。当天,没有音信的父亲正好打来电话,说自己已经停药,很快也能回家。大妹已出院,小妹、弟弟和公婆也进入出院前的倒计时,就剩魏贝贝核酸检测还是阳性,但症状已消失。医生说她“每天操心这个,安慰那个,谁的电话也不要打,才能好得快。”

            除夕夜,魏贝贝移栽的盆景都活了。她说她们家是幸运的,城市里有人失去父母和骨肉。“我们一家人渡过这个难关,打算开车去旅游,散散心。”等女儿长大了,她会讲述2020年的春节。

            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魏贝贝、汤蒙、崔芝媛为化名)

          【编辑:吉翔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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